小马哥那天伸长了脖子喊了一句：嘿，兄弟姐妹么，有饭吃了。

然后小马哥列出了几条理由：第一，伟大的祖国60岁生日零两天；第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一了；第三，中秋节要到了。
小马哥一向节省，攒了三条理由才聚众腐败一次；要是搁我，其中任何一条理由都可以聚众三次，基本和小马哥互成倒数。

芳姐懒洋洋的说祝大家中秋国庆快乐，估计她那会儿又是在熬夜。

发哥比较气人，居然喊道：好啊，同志们，不见不散！

远在鸡角旮旯的我也热血沸腾的喊话说：人不到魂到！

可不是，想念一个人不需要理由，想念一群人需要理由么？

德国籍的犹太学者Victor Klemperer在他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书中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问题：什么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是他和戈培尔的演讲么？

 

人们似乎觉得纳粹那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在当今开放文明的社会里了，于是德国人根据真人真事拍摄了这样一部电影《浪潮》。一位高中老师给一个班的学生做了一个授课试验，第一天用集体主义告诉大家团结的力量；第二天让弱者感到集体的力量，并且有了自己的制服（白衬衣）；第三天这个集体有了自己的标志和网站，而且有了自己的手势；第四天这个集体开始自动的吸纳新的成员并且到处喷涂自己的标志宣传这个集体的力量然后更多的吸收会员同时将非会员严格排除在外；第五天，这位老师意识到一个颇具规模的纳粹性质的学生社团就这样形成并开始繁殖自己，当他宣布这只是一个试验并要解散这个社团时他惊恐地发现这群高中生已经失去了控制……

培养一群纳粹要多少年？答案是：五天。

 

这个世界上只有德国人能把“集体主义”阐释的这么令人震撼，还有什么比一个动用集体的力量作出最缜密的规划来屠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难怪德国战败后罗斯福就提议把存活下来的德国男人全部阉割掉，物理上消灭掉这个民族。还是丘吉尔老奸巨猾一点，想把这只猛兽驯服，大不列颠的殖民思维挽救了这个民族。德国的男人没有被集体阉割，但是被中国人推崇的“爱国主义”却在德国被齐齐阉割掉了。所以德国人从不敢挥舞国旗（上次世界杯开了先例），从不敢宣扬自己热爱德国，不敢在公共场合说“日耳曼民族”这几个字，更不会唱自己的国歌。以至于几个德国朋友看到新加坡学校的孩子们每周一都要集体站队升国旗后很认真的对我说：他们为什么不能把国旗一直挂在上面呢？多省事！

 

除了德国人，其实中国人同样也把集体主义演绎的很惨痛。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中国人曾经不遗余力的动用整个集体的力量花了十年的时间来破坏毁灭自己的文化和人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愚昧和残暴的么？千万不要以为文革大跃进这样的集体失明已经被我们彻底医治好了，这些天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全国GDP比各省上报的GDP总和要少一万亿！这一万亿是不是就是当年水稻亩产的那一万斤？40年前我们浮夸亩产，40年后我们浮夸GDP，中国人擅长的起哄和扎堆在数据面前展现的淋漓尽致。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中国人迅速膨胀，注意膨胀不是健壮。膨胀是一个气球，一个轻飘飘的气球，一旦扎一个孔就会让这个气球失去控制的胡乱碰撞，任何一个这样的针孔都可能在中国掀起一阵狂潮，就像曾经的那场运动。

 

一个集体失明的症状就是它就会被一个主题词盲目的牵引，这又回到文章最开始Klemperer那个经典的问题的答案，最有力的宣传工具不是某一次演讲，不是海报或者旗帜，而是一个被机械简单重复上百次的简单词汇，这个主题词可能是“元首”，可能是“优秀”，可能是“右派”，可能是“超英赶美”，可能是“高速发展”，可能是“抗日”，可能是“恐怖主义”，可能是“和谐社会”……

 

席勒说：被教化的语言能为你写作和思考。

 

克伦贝勒补充说：语言不只是简单的为我写作和思考，甚至主宰我们的感受和精神存在，是我们不自觉的把自己放弃给他。

 

电影中有个情节是这样的，

一个男生抱怨说：为什么我们要永远替上一辈人的错而有负罪感？

一个女生立即反驳说：我们不是有负罪感，我们是要有责任感。我们不是为历史负罪，我们是为历史负责！

 

责任感，这是改变一个民族的三个字，也是中国人正缺乏的三个字。

 

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看到这部电影。